说起职业打假，人们首先会想到戴着墨镜游走于商海的王海———
十几年前，他运用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中的相应条款，让假冒伪劣商品一一曝光，自己获得双倍赔偿。有人说他是社会公益的代表，有人说他是为了一己私利，一时间，王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尽管褒贬不一，全国还是涌现出一批职业打假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职业打假人有3000多人，较知名的有四五十人。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在我省运城河津市，也有这样一组职业打假人，他们是一对亲兄弟，他们成立了一个组合———“兄弟打假组”，他们的目标是要做“山西第一职业打假人”。哥哥刚满25岁，而弟弟，还不到18岁。一年多来，他们已经打假20多起，获赔十多万元。
“3·15”来临之际，记者费尽周折探到兄弟二人的行踪，揭开这对“职业打假人”的神秘面纱。
兄弟二人毫不讳言自己打假的另外目的就是为了赚钱。但至少，他们打过的假货在市场下架停止销售了
父母惊呆了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17岁的史盼飞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人们印象中的“职业打假人”，如果不了解的人一看，这就是个时髦的小青年，刘海遮住了大半个额头，握手时轻声地介绍自己的名字。生于1991年的他，面对记者的提问并不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先想一想，再缓缓吐出几个字。
与他相比，哥哥史瑞杰要显得“老练”一些，脸庞消瘦，目光犀利。但他一开口，却颠覆了人们的判断———“这个打假的事情，全是弟弟的想法，而且，你别看他不怎么说话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要比我果断得多”。
这种果断体现在史盼飞的退学上。“我不是念不下去，而真是不想念了，真的，老师为了奖金而教，学生都是为了分数而学，学习成了机械劳动。”面对记者的疑惑，史盼飞严肃地说着自己退学的事情。去年3月份，在河津中学上高二的弟弟盼飞回到家，悄悄和哥哥商量：“哥，我想退学，不想念了！”这一句话让哥哥吃惊不小，因为弟弟品学兼优，之前的期末考试成绩还是班里前三名，亲友们都盼指着他上大学，“怎么好好的就想起不上学了呢！”
但史盼飞显然是经过了很多天思考后才说的，哥哥是他最信任的人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哥哥全盘托出，“在学校学不下什么东西，在耗时间浪费生命，想出来学点有用的！”尽管家长、亲友、老师三番五次地劝说，但他还是毅然决然选择了退学。他最初的想法是想学点设计，然后进到广告公司或者设计公司工作，在寻找设计学校的过程中，他从网上看到了另一条路。
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一个“武汉黄志宏”的新闻报道让他感到了一阵激动，这个名叫黄志宏的职业打假人这几年通过职业打假，在湖北一带名气很大，而且获得了不菲的收入。“哥哥，咱们做“打假人”吧！既能为民除害，又能有很多收入。”谈起那一夜，史盼飞依然记得自己的感受，“心扑通扑通地跳，好像血会自己流出来一样。”
如同侠客梦要实现一样，两兄弟激动了一晚，聊了很多。
考虑了几天后，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。
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”父母惊呆了，当时，弟弟盼飞是学校的好学生，哥哥瑞杰在医学院毕业后，开了家诊所，虽说不富裕，但也算有点“本事”。“怎么好好地要去打假，还要做职业打假人，是发烧呢还是发神经呢？”父母一点也不同意兄弟俩的想法。
首次出击，“就像一段侠客行！”
兄弟二人无法反驳父母的话，但平日里爱逛商场的弟弟，发现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随处可见，虚假宣传比比皆是，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，吃亏上当亦哑然无奈，有的假货和网上看到的湖北黄志宏打的假货都一模一样。“人家能做，我们就能做！”
但开始两人没有任何头绪。“还是看看前辈们的做法吧”，在许多知名的“职业打假人”的个人网站上，兄弟二人看到了最新的国家有关政策法规，“当时从网上收集这方面的资料，那段时间正是食品QS标志推行时期。”他俩就去河津市各个超市看。
有了目标，俩人给自己的第一次行动起了个好听的名称“丛林扫雷”，神秘又刺激的第一次打假就这样开始了。
2008年4月4日早上8点，兄弟俩来到河津市最大的一家超市。“潜入”超市，他俩分头行动，哥哥从东向西挺进，弟弟从西向东搜索，他们计划在超市收银台方向会合，10分钟用电话联系一次。
10分钟过后，弟弟打来电话。
“你的方位？”
“方便面区，没发现‘地雷’（问题商品的代号）。”
“我在鲜水果区！”
“倒，额的神，目标是袋装食品，那是重点区域！”
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20分钟……30分钟、40分钟……他们将所有的食品挨个仔细检查。10时30分的时候，在“水产调料区”，兄弟俩发现了“地雷”，而且还很多：“黑木耳”、“冬菇”、“海带”，食品的包装外均没有“QS”标志，这些食品都是明令禁止上市销售的食品！此时他们的心里无比兴奋和紧张。弟弟忍不住脸上挂了笑，哥哥深吸一口气，给了他两个字“冷静”，还没查完呢，着什么急啊。
之后，两人发现的众多“地雷”，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，各买一袋，回去验证。
通过网上查验，他们得知厂家确实没有通过“QS”认证。马不停蹄，兄弟二人一人推一个购物车，分别来到放“地雷”的货架前，将其全部放入购物车，并大声问导购人员“这些货库房还有吗？我们全要了。”导购人员似乎有些惊诧，赶忙说：“您稍等，我去库房给您看看去”。最终他们买了：黑木耳90包，价值1440元；冬菇20包，价值596元；海带丝40包，价值120元；进口蜜炼加应子12瓶，价值192元；进口西梅3瓶，价值60元；共计2408元。交钱、开票、装货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“行动”出奇顺利，只用了一个上午，他们就找到了“地雷”。回到家中，兄弟二人开始了计划的第二步，“申诉举报”，给当地工商部门举报。由于弟弟去年只有17岁，还是未成年，所以担任哥哥的助理。他俩花两天时间写成了一份完整的《申诉举报书》。
意想不到的电话：“我要你的小命!”
本想着有证据、有政策，他俩很快就能看到自己的“胜利果实”，但结果却令他俩没有想到：
4月7日，他俩来到了河津市工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心，看到他俩的《申诉书》后，工作人员一脸诧异：“这东西不是满街都有吗？”他安排兄弟俩到河津城区工商所去投诉。而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更是愣住了“我工作这么长时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拿这么正式的《申诉书》投诉！你们是律师吗？”他狐疑地看着两个年轻人，觉得有点不可置信。
没有像网上那些打假前辈那样的“立案通知书”，没有他们想象中的一个“处理期限”，“我们调查调查”就是工商所给他们的官方答案。
回到家，一天又一天过去了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到了第5天的时候，哥哥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但等来的不是工商局的处理结果，而是一阵怒吼“你是史瑞杰吧，我是超市的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我要你小命”。他刚想问对方是怎么知道他的电话的，对方骂了一句脏话就把电话挂了。
职能部门不管，他们就去找上级领导，河津市委、河津市go-vern-ment他俩都跑了一趟，都说“这种事情这儿不管”，把他俩推出去，跑了一圈没有找见人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他们想起了最“原始”的办法———给“地方官”写信。
举报信寄了出去，收信人是运城市委书记和市长。
很快，运城市质监局打来了电话，他们收到了市委书记的批示，要严肃处理。第二天质监局的工作人员就到了河津，几番谈判，超市最终认错，兄弟俩获得双倍赔偿。第一次打假就这样胜利收场。
但市领导督办的事情毕竟属于少数，大多数情况，兄弟二人都要面对无形的势力和众多压力。
史盼飞有一次买到假冒的手机，包装上没有厂名厂址，电池上没有品牌名称。上网一查，连机子背后的“信息产业部进网许可证”都是假冒的。即便如此，老板根本不低头，很霸道地说“我们这手机不是假冒，是山寨，懂吗你？”他将卖手机的商铺告上法庭。换来的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鄙视：“这种小事也来法院，鉴定费用很高，程序也很麻烦……”数日后，法官告诉他说没有鉴定机构，证据不足，开庭判他败诉。事后他上网查询到原来国家虽然没有司法鉴定机构，但有权威鉴定机构，鉴定结果法律是认可的。但已于事无补，法院的结果已经生效。
一年多来，打假获取赔偿十多万元
在这一年中“兄弟打假组”打假的领域拓展到食品、建材、手机、甚至高档手表上来。“假的东西太多了，有时候你都想不到是假的。”最近，二人刚刚索赔成功的案例就是在当地最高档的一家商场内买的“劳力士手表”，一块表几万块，但最终证实是假的。一年多来，他俩打假获取的赔偿已经有十多万元，很明显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，但即使这样，他们最在意的父母并没有接纳他们。父母觉得这是“找麻烦”的事情、不体面的“工作”。
兄弟二人的身影开始走出河津家乡，在运城市各个市县寻找目标。对于他们的行为，有人赞扬有人称之为社会公益的代表，也有人对这种行为大肆诋毁或称其为“勒索”。曾经多次接待过兄弟二人的河津市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“我对两人的行为保持中立态度，但很明显，他们不是普通的消费者。”
一些被兄弟二人打过假的商家意见很大，河津一家电信商场的办公室主任马广伟说：“他们这是一种变相的谋利，利用企业的瑕疵获取暴利。”
而河津法院的一位成姓法官态度更为强硬，“他们这是扰乱秩序，我反对这种做法。”
兄弟二人毫不讳言自己打假的另外目的就是为了赚钱。“但至少，我们打过的假货在市场下架停止销售了，这本身是最低程度的保护了消费者”，哥哥史瑞杰说，而弟弟史盼飞则有更多的理想色彩：“我愿意为追逐一个公正的说法而长久奔波，如果有人说这样的人是‘刁民’，我愿意做‘刁民’，且一直刁下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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