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市场经济社会中，据说消费者会被当作“上帝”来供奉。道理很简单，市场经济是围绕“需求”来运行的，而满足需求则要通过消费来实现。正因为如此，消费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咽喉要道，“上帝”的地位也是因为消费者“一夫当关”的优势地位得来的。
然而，中国的消费者却很“弱势”，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扼守“消费”的咽喉要道。从计划时期起，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，中国社会养成了一种习惯，出口商品的质量必须是一等一的，而中国老百姓享用的则“应该是”二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，如果有“出口转内销”，那就是大大的福气了。这种“习惯”其实一直延续至今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虽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然转向“市场”，但观念的转变总是滞后的。中国消费者维权需投入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太大，何况是以个人的力量与有组织的力量抗衡，也许对手背后还有更权威的力量支持，这足以使九成九的消费者望而生畏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。
“职业打假人”就这样应运而生。探讨“职业打假人”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？也许很有趣。把他们看作是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大侠，他却是要“商业运作”的，因为他们也要生活。这种以商业化手段来维护公共利益的做法，其实有其自相矛盾的所在。所以“职业打假人”与中国真正的消费者群体距离越拉越大。当他们以“刁民”的身份和手段去对付“不良企业”或“垄断企业”时，普通消费者只是一个“等待搭便车”的看客。因此，他们的“主要业务”最后只能为被侵权的企业去讨公道了。这与中国消费者对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某种期望并不兼容。
如果以营利或市场的方式来运作，维权也成了一种“消费”，如前所述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消受不起的。中国社会要想真正地保护“消费者权益”，是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出来承担责任，而且这样的组织应该是非营利的公共服务，是允许所有消费者“搭便车”的。
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社会，“消费”将成为一个最突出的关键词。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政府一项极其重要的公共政策，非营利的消费者组织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。
□唐钧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）
■背景
王海打假十四年
王海，1973年生于山东青岛。1992年起在老家工厂从事销售。著有《我是刁民》、《王海忠告》、《当头棒喝》等书。现任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等职务。
1995年3月，他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，随后依据《消法》第49条，向隆福大厦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，成为“中国打假第一人”，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“消费者打假奖”后第一位获得者。
1995年8月4日，《中国消费者报》首次以王海打假索赔的经历，发表一篇题为《刁民？聪明的消费者？》的文章，知假买假算不算消费者，王海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空子的“刁民”？“王海现象”由此轰动全国，并引发争论。
1997年9月-1998年4月，王海向水货手机“宣战”，大海公司在此期间义务为购买水货手机的16000余名消费者提供维权咨询。
1999年3月，王海诉天津伊势丹厕所乱收费的官司胜诉。
1999年6月-11月，在大连、西安、太原、天津、任丘等地调查“津成”电线电缆质量问题。
从王海单枪匹马买假维权，到后来开公司“组织化打假”，已经14年有余。
开公司是为组织化打假
新京报：买假索赔让你成了名人，是什么事情让你很快又去开公司？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转型或放弃个人打假？
王海：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让我选择开公司。事实上，我从1995年买假索赔开始就有这样一个方向和计划。当时买12副耳机，8个月后才得到了双倍赔偿，毕竟一个赤手空拳的个人要跟组织集团拼斗，力量还是微弱，我想走一条新路。在任何时候我都支持个人打假，虽然我选择了组织化打假。
新京报：你的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？为何叫商务顾问公司？
王海：1996年12月5日，我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了，之前我是想叫大海商务调查公司的，但工商注册时说不能叫调查公司，否则没法注册，所以就改名叫商务顾问公司了。最初公司只有3个人，一人身兼数职，现在我已在北京、深圳、南宁开了分公司，有将近30名正式工作人员，主要是律师，还聘有一大批兼职调查员。由于人数不多，公司没有设立董事会，我这个老板就一直担任执行董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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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廖爱玲北京报道
（作者：唐钧 廖爱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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